股票配资流程 黄仕忠 | 学术工分与学问收成

☆如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“数据”本身,而不是学问的真实“收成”。每天想的都是怎么“做论文”,发挥聪明才智,制造出漂亮的数据,挣得更多的“工分”,然后就可以顺利“晋级”,而不再是认真种田地、“做学问”,寻求真正的收成。
文|黄仕忠
责任编辑|刘小磊
在生产队的时候,每天最重要的事情,就是挣工分。先给“劳动力”定级,全劳力(男社员)10分,女社员6分;劳力较弱者减去一二分,但相差并不大。每天晚上都由记工员在“记工簿”上作记录,同时还在队室门口的“工分上墙表”上标明,以便大家相互监督。社员来队部“看工分”,主要不是看自家的,而是看村里对头家的情况。生产队年终“分红”,依据的就是各家工分的多寡,扣除口粮等方面的预支之后,就能获取一年的现金收入。
那时候社员的日子十分简单,不用想东想西,因为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。在诸暨,稻种两季,春天什么时候做秧田、撒谷子,夏天什么时候开镰收割早稻,什么时候(通常是立秋前)必须完成晚稻抢种,都是由公社派发指令,每天在广播里播报。那时最是崇尚“科学”种田,通常由县科技社提供参数,由县里确定时间,公社负责监督,生产队具体执行,至于精通农务的“老把式”之类,早已落后、过时。谁都知道:听公社的就是对的。由于上头有明确的指令,明晰的时间表,也就有了考核的标准,各公社奋勇争先,每年都是提前完成“双抢”(夏天的抢收抢种)任务,接着便会从有线广播里传来县广播站播报的各种“喜讯”。不能按时完成的生产队,队长就会被召去公社,挨一顿臭批,然后怏怏地回来。
也有些生产队长还犟着头狡辩,说他们山沟里有许多是冷水田,日照短,熟得晚,按公社时间开割,就会“割青”(还未完全成熟),影响收成;根据以往经验,经过仔细盘算,晚割虽然会导致晚插几天,并不影响晚稻生长成熟。那些老年社员则倚老卖老,说什么古人也讲“不违农时”,阴阳怪气。诸凡此类,一律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:难怪说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,要求他们相信“科学”,就这么困难吗?
公社最关心的是“指标”的按时完成,那时实行“半军事化”管理,要求像部队打仗一样,严格执行。如有违反,很简单,就把化肥票、农田补贴之类扣下作为惩罚。这般来过几次,大家就都乖乖听话了。
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,按公社的指令去做,就是对的。说实在的,队里最后的收成,其实与公社也没啥关系,公粮的数额是早就规定了的,交完国家的,集体才能给社员分,剩下还有多少,就分多少;粮食不够吃,也不只是一队一村一家。那时无论好与不好,只要每家都一样,社员心态也就平衡了。但明面上的指标完不成,公社在各区的排名受影响,领导便要挨县里批评,影响评奖与升迁,所以确实不是小事,也难怪公社与大队的头头们很是焦虑与担心,不断到各小队来巡视,确保严格实施。
社员们私下也多有议论。那时以往擅长种田的“富农”已被管制,不敢乱说乱动,贫雇农人家,其实也不太懂,所以喜欢说闲话的,便是那些中农、上中农,仗着解放以前有十来亩田地,天天耕种,精打细算,自以为最懂得种田,说话阴阳怪气,诸暨话叫做“打头打脑”。直到小队会议上挨头头们一顿猛训,才乖乖地把嘴巴闭上了。
我们是个小村,自从土改之后,农民都有了田地。后来通过互助组、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,化私为公,土地就都变成了集体所有。接着“吃食堂”,真的吃了“大锅饭”。村里的一切,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,至于每年土地里的出产与收成,与个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各家之间唯一的差别,便是工分的多少。
平常日子,大家每天一起劳动,各人的工分相差其实不大。关键是双抢和水利建设时,那时实施“包工”制度,是挣工分的最好时光。因为要抢时间,再不允许吊儿郎当地“怠工”。社员先是分“码”(组),若干人为一码,然后每亩设标,每收割一亩、种植一亩,得多少工分。收割必须合作,插秧可以个人。这种情况下,我哥作为强劳力,天未亮出门,天黑才归,最多时一天可挣40多个工分。
“包工”制度,核心便是数据,但数据是可以掺水分的。种田是良心活,全靠社员自觉。例如插秧按亩计算,当时讲究“密植”,但总有些“聪明人”,插时有意把行距加大一些,或者在田边保持规则,田中间放宽,便能省下时间,多挣工分。在社员心里,反正是大锅饭,收成与个人无直接关联,只要自己工分挣到就好。而队长最担心的也只是能否按时完成公社的要求,尽快达成便好,至于庄稼到底如何,反正它自己会长的。
其实平常日子,社员也大多是出工不出力,讲讲“畈外乱话”,说些荤段子,大家开心,把一个日子挨过去,工分到手便好。记得某次耘田时,我发现村里都叫“大嫂”的那位,最喜欢说话,别人弯腰细耘,她却站着与旁边的婶婶、姑娘说话,别人耘过往前了,她耘也没耘,顺着往前走几步跟上,继续说话。——“大哥”是大队的会计,所以旁人就当作没看见,最多丢个眼神叹口气。
那时还讲究“变农闲为农忙”,冬闲无事可做,就社员全体出动,把山地、沙滩开垦为“大寨田”,所以雨天、雪天也都忙个没完。新增的水田,最初两三年是免交农业税与公粮的,同时也是重要成绩,上报公社,还能得到表扬。但这新增的水田,原是毁了旱地而来,旱地本有产出,变成水田,收成明面上还是增加了一些的。但那时无论新田、旧田,大家都不曾好好耕种、用心护理,每年的收获非增反减,而一年的“工分”总额却在飞速增长。我记得1976年是全家工分挣得最多的那年,因为我这个最小的孩子也已中学毕业能挣工分了,谁知年终分红却是最少的一年!
原因无他,大家只按时出工,按件计酬,根本不在意庄稼到底长得如何。农民的习惯,只要不是自家地里的,便与我无关。所以只关心工分,不关心收成。每家的工分年年增,队里的收成岁岁减。在工分值最高的时候,每10个工分,分红时可换算为一元钱,但那一年,只有三角五分。后来听说还是我们浙江富庶,这都不算差,北方有些地方才有八分、一角的。
我们的口粮是按人头定的,每人400多斤稻谷(据我哥问当年队里的老会计,年成最好时曾分过最高的480斤),去了糠秕谷壳,相当于300多斤大米,平均每天不到一斤(最高那年才能超过每天一斤米)。但“双抢”那样高强度的劳作,强劳力一天要吃五顿:凌晨四点出工,晚上七八点收工,三餐之外,早上九点有早点心、下午三点为正点心。在没有油水的时代,胃口奇大。我读初中时去学工,用特大号饭盒蒸成满满一盒,相当于一斤半饭,吃完也没有饱胀的感觉。所以平时每餐都需要加杂粮,或以瓜菜杂粮代替。大米还是不够,就只能去买“黑市米”(通过湖区产粮地的亲戚私下买),要五角钱一斤。那时一个强劳力,就是一架吃饭机器,一年的工分数量看似可观,事实上所挣的还抵不了他吃下去的,等于是倒欠,即一个强劳力养活不了自己,却正是当时的现实情况。
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确定在农村实施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。以前我们队也经常搞“承包”,叫做“包工”,按量做完,就能得到工分,但不太去管是否做好,再说离收成如何还远着呢,社员便都敷衍了事。所以关键就是“联产”二字,把田地分给农民,让他们自己种植,无论收成多少,只要交了公粮、农业税之后,剩下的都归自己。因为都是“为自家种”,大家认真选种、精心护理,而再不用管何时种、何时割之类花哨的数据,这般才过得一两年,大家就都能吃饱饭了。
我那时已经读大学,暑假回乡,发现我哥哥其实只是早上和傍晚才出工,正午大太阳时,就在家里吹吹笛子,唱唱越剧。除了“双抢”,再不用那么整年辛苦,也不用将“闲”变“忙”,自讨苦吃,就是这般悠闲自得地过日子,饭便吃不完了。这让我很是纳闷:让农民吃饱饭,是几百、上千年都做不到的事情,现在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解决了,依然是一样的田地,一样的人群,究竟是施了什么魔法?
而今我在大学任教已近四十年,回首往事,似乎十分遥远,却又觉得近在眼前。依稀恍惚之中,似乎我正在学术的“公社”里劳作。公社听上面的指示,关注的是指标。对社员个人的考核,依据的是数据。在“科学”考核面前,老辈学者对于学术的经验与要求,正如“老农”一样过了时,成了数据管理时代的最大阻碍。如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“数据”本身,而不是学问的真实“收成”。每天想的都是怎么“做论文”,发挥聪明才智,制造出漂亮的数据,挣得更多的“工分”,然后就可以顺利“晋级”,而不再是认真种田地、“做学问”,寻求真正的收成。
尽管为此大家夜以继日股票配资流程,殆精竭虑,却因为未能“顺应农时”、遵循学术规律,又等不及作物(学问)自然生长,往往“割青”而导致歉收,达不到考核的要求,担忧教职不稳,神经未尝有一日可以松弛,再不能见到“快乐的学问”和学问的快乐了。于是我想,在当下的“学术公社”里,是否也需要来一场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改革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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